为什么会有重男轻女这种心态呢？有学者的观点是，传统伦理、法律、小农经济和土地所有制这4个因素塑造了中国传统的父权制宗族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母亲在家族中基本上没有“人权、财权、事权”，更不用说女儿了。而在这种制度下，儿子承担了4大功能：1、养老送终；2、获得承认；3、传宗接代；4、情感回馈。所以自然重男轻女了。（李冬莉，2000；李银河，2003）

　　具体到家庭的层面，重男轻女可以分为两个层面说。

　　一是功利性重男轻女。另一个是情结性重男轻女。情结性重男轻女中，最常见的是面子性重男轻女和存在意义性重男轻女。

　　功利性重男轻女出自经济理性，养育儿子有两个经济效益：1、增加劳动力。2、养儿防老。这很好解决的——只要有钱就行。

　　在西方，直到现代医疗保险和老年保险全面建立后，亲子关系就变成接力性关系。中国只要推进农村城镇化，落实优厚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功利性重男轻女就会自然消失。

　　凡是能够用钱解决的事情都是小事情。真正困难的是情结性重男轻女。

　　中国富裕地区仍然重男轻女。而把重男轻女的心理动力看作是来源于农民的经济理性，未免高估了中国农民的“经济学头脑”。

　　有能力意识到“养孩子比养猪赚钱”的农民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在问到，“为什么一定要生男孩”的时候，反应是茫然无知，就像城里人被问到“为什么一定要买房”时的茫然一样茫然。（王文卿，潘绥铭，2005）

　　茫然之处便是无意识生长之处。

　　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就是那么自动发生、自动运行着，我们自动地每天工作赚钱，做爱吃饭、生儿育女、供房供车，从来没有或者很少去思考，这一切为何，这一切合理吗，这一切有意义吗，生活必然如此吗？

　　除非停下来开始反思，否则我们的生命就是不断被情结推动向前的。

　　很多父母之所以重男轻女是为了“面子”，就是“咱们家绝对不能不如别人家，别人家有男孩，咱们家也要有。”“面子”和“自尊”的关系曾经让很多心理学家头痛不已。现在基本上搞清楚了。面子是中国人，尤其是有农业文化背景的中国人的一种夸大和理想化的价值感和尊严感。这种价值感和尊严感不能被称为“自尊”或者“自我价值感”，因为自尊和自我价值感这种术语是建立在分化完整的“个体”基础上的。

      面子的基础是“家庭”和“家族”，而面子的获得也是靠“别人”。所以，面子是建立在中国人“群聚性自身”的基础上。

　　费正清感慨，“在五彩缤纷的未来世界中，在中国要想获得个性自由可能性小于世界上多数国家。……他们的传统观念以及进行的教育都是反对个人主义的。也许他们会证明个人主义是过时的东西吧。”

　　李银河如此形容，“每个人都盯着别人也被别人所盯，绝不会忽略生活中的一切方面，一切细节，而且每个家庭要在一切方面与村里其他人家竞争，争取获得满分，即使得不到满分，至少也要争取超过其他人家”， 这种生活情境“就像个古典奥运会，每个人都是全能运动员，在每个项目上投入竞赛——盖房子、修坟墓、生孩子、操办儿女婚事等等。”（李银河，2003）

　　面子性重男轻女是很难转化的，除非主体能够从村落文化中分化出来，成为有独立自我价值系统的“个体”。根据文化变革滞后理论，这好像要等到社会现代化进程进展到中国农业文化被彻底革命之后数百年之时。

　　最深刻和最难以发生变迁的重男轻女家庭风格是存在意义性重男轻女。

　　在农民的生活周期中，唯一可以赋予其生命意义的事情就是生育。一个农民对李银河说，“人活着真没意思，种了粮食，吃下去，屙成屎，屎又送回地里种粮食，粮食又吃下去，一辈子就是这样。”这位农村版萨特深刻洞见了中国人的生存根本，活着就是活着。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生命就像鲑鱼一样运作着，我们除了吃喝拉撒生孩子外，什么事情一概不想，也不想为什么要吃喝拉撒生孩子，我们是“无向度”的人。我们只有祖先崇拜这么一个世俗信仰。

　　如果说面子性重男轻女是为了“别人”的话，那么存在意义性重男轻女就是为了“自己”，为了“祖宗香火”。

　　祖宗崇拜以及其派生物，家族关系本位和男孩崇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通过“祖宗香火延续”这样的连绵性时间概念，死亡的恐惧被消解了。Hoelter等研究发现，惧怕死亡和高生育率有密切的相关关系。（Hoelter，1979）

　　而不断地生育男孩，被投射为一个不死的生命延续行为，人们正如向阿弥陀佛或上帝祈祷一样祈祷祖宗保佑，生育一个男孩。男孩在人们的心中有神灵一样的地位和意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跪拜在男孩脚下，犹如埃及人崇拜太阳神一样把男孩追捧成小太阳。通过供养，让他不用为自己的生活操心。他们自己的生命也获得了意义。

       正是在这种崇拜中，男孩实质上丧失了自由意志和欲望，成了一个空虚的幻想投射物容器。如一位学者所言，“在传统父权的统治之下，菲勒斯的隐喻形式转化为精神父亲。这位精神父亲可能以上司权威的身份出现，也能以丰功伟绩的祖先的身份出现，单向性的精神使我们不可能获得显示男权的机会。男人从时间性的动物变成了一个空间化的容物。”（季国清，2002）

　　重若泰山的男孩其身份的内核却是如此轻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本来被“轻”的女性却总是充满了蓬勃的欲望，在商场、赛场、情场上坚定执著地追寻自身的分量、夺取自我的价值，从而形成了又一轮的社会心理的阴盛阳衰。

　　有朝一日，人们不再重男轻女了，根据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者马尔库赛的说法，他们就会成为古代传说中的“仙人”俄耳浦斯和那喀索斯——

　　“俄耳浦斯的语言是歌声，他的工作是消遣；那喀索斯的生命是美，他的存在是沉思。”

　　这两个人不对祖宗负责，不为面子操心，不为赚钱和工作，在游戏和冥想中等待死亡。也就是说，他们很“自私”，不管别人。这种自私，在中国古代是由庄子、杨朱承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