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年底，我的妈妈因为医疗事故意外去世。那是我们整个家族的一场灾难。

　　我总是想，手术那天我和老公如果乘坐地铁去看她，就不会有事情。老公认为，住院这件事如果是他办理的，就不会发生意外。女儿说，如果她去送花给姥姥，姥姥就会出院了。我爸爸说，如果头一天他要求更换一个麻醉师，肯定没有问题。

　　我还认为，那天早上如果我没有在穿什么颜色的袜子上反复思考的话，结果就会不同。我还认为，在我推着妈妈进入手术室前，如果我不说那些轻描淡写的话，就不会有事。甚至，我还坚决认为，如果2004年11月，我没有支持她和爸爸出国去旅游，她就不会离开我们。

　　如果2004年8月，我没有和全家，包括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弟弟弟妹去青岛、威海旅游，她就会永远和我在一起。如果2004年4月，我不鼓励她去上清华的老年大学，一切就会幸福如初。如果……如果……

　　为了不接受那个噩梦般结果，我和我的亲人们，反反复复，几乎改写了历史的每一个细节。

　　可是，就是改写了世界上所有的细节，也仍然无法改写那个冰冷、狰狞的灾难。可我还是不断重复地尝试改写那些清晰地留在我记忆中的每一个细节。这是我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一种努力。因为这些想法，可以给我和家人一种感觉—其实我们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我们是可以影响结果的。

　　2008年5月19日14：28，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中国使领馆都降下半旗。我站在清华园车站的过街天桥上，看行人伫立，听汽笛凄鸣。全体中国人，默哀3分钟，向那些“5·12汶川大地震”中被死神劫持的同胞哀悼，告别。但是，我知道，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地告别。因为我们不想、不愿、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

　　也有很多人，像当年我和我的家人一样，在短时间内制造了大量完全没有根据、甚至耸人听闻的说法。这些说法，明明不可信，却有很多人相信，而且还在人群中以很快的速度传播。

　　当巨大灾难来临时，我们生存必须的、最基本的安全感在一瞬间被彻底摧毁。一切变得无法掌控。在这种彻底失控的心理状态下，就像要抓住一棵救命稻草一样，人们急于做些什么，来试图重新获得对生命的掌控感。

　　震后，很多人好像思考能力下降了，很容易轻信一些没有根据甚至荒唐无稽的说法。之所以轻信，是因为人们在那一刻对自己、对生活几乎完全丧失了信心。但是，这些谣言很容易像肥皂泡一样破碎。其实，还有很多方法，能让我们迅速重建安全感和自信心。比如，很多人第一时间到医院去献血，很多人多次捐款捐物，很多人组织起来去一线做志愿者，以自己的爱心、知识和技能帮助灾区重建家园，帮助灾民摆脱心理阴影——每看到一个绽放的笑脸，每看到一个新建的帐篷，你都能确定地知道，灾难会过去，明天更美好。